民族国家建构丨章远、於宾强：利比亚战后政治重建进程中的“再部落化”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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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部落主义是利比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卡扎菲当政时期，利比亚政治生态经历了从“去部落化”到倚重特定部落巩固统治权力的变化。2011年卡扎菲政权倒台后，该国启动国家重建的政治过渡进程。基于该国部落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部落参政的制度基础、部落和部落联盟已然嵌入利比亚的政治秩序的现实，以及少数部落群体寻求政治影响力的诉求，利比亚战后政治领域重现“再部落化”。当下，部落族群渐渐内聚为重要的政治性实体，其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会安全公共产品需求走向地方化和部落化；部落机会主义与国家分离主义合谋；部落尝试以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开展对外交往。“再部落化”使利比亚狭隘的地域型政治文化得以重现，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国内安全形势、政治对抗及社会结构的碎裂使国家政治秩序运行失范，导致利比亚国家重建陷入困境。遏制与国家建构相悖的“再部落化”问题是利比亚战后重建和政治现代化发展中的长期挑战。
关 键 词 中东政治 利比亚 “再部落化” 部落政治
作者简介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於宾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在中东和解潮引发全球关注的当下，利比亚却仍频发武装冲突和安全事件。重塑利比亚稳定、推动利比亚的政治进程是维护中东和平与稳定必须解决的安全议题，而部落主义与利比亚的政治僵局具有一定相关性。与现代中东的大多数国家相比，长期以来，利比亚在消除国家机构中血缘、宗族等族属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并不成功。反过来，由于部落领导人对中央政府贡献较少、地方与中央的合法性来源分离，基层部落的管理界限与利比亚行政单元的边界存在摩擦。2011年利比亚战争发生以来，部落和部落联盟是利比亚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在东部和西部平行政府对抗环境下，东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包括阿拜达特部落（Al-Abaidat）、阿瓦基尔部落（Al-Awaqir）、祖瓦亚部落（Zuwaya）、法扎兹纳部落（Fazzazna）、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Awlad Sulaiman）、马加哈部落（Maqarha）、图布部落（Tebu）；西部具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包括瓦法拉部落（Warfalla）、卡达法部落（Qaddadfa）、津坦部落（Zintan）。这些部落在战后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在利比亚民族统一和国家重建的过程中，作为先赋性存在则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合法性”政治作用。部落等社会团体充满了参与政治的活力，并且组织程度高，现代化程度强。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2011年利比亚战争以来部落政治参与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从部落本身价值出发，论述其在利比亚冲突和国家重建中的影响；二是基于整体视角，探讨利比亚政治过渡和国家构建进程中部落参与政治的表现及其重要性。从研究内容看，学界对利比亚部落主动寻获政治属性及其在国家政治过渡和重建中发挥作用的阐释尚不充分。从研究时段看，利比亚的局势变化较大，学界需要基于新的事态发展进行跟踪探讨。与卡扎菲统治后期的部落政治不同，利比亚冲突以来的“再部落化”现象特色突出，即在分裂的政治权力架构中，部落的利益内聚取向与国家重建之间形成张力。鉴此，本文试图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探究利比亚政治进程中的“再部落化”现象，分析利比亚社会在政治经验断层境况下部落在国家政治重建中的表现及其影响。
部落代表的是一种由出自共同祖先的后代相联结或共同信仰等某种先赋地位结构而组织起来的群体。通过考察中东地区部落的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部落是基于相互依存的血缘、地缘和政治关系的传统社会组织。利比亚的部落传统在历经殖民主义、国家独立和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部落始终是利比亚的重要社会单位，且部落不断经历繁衍未曾消亡。利比亚历史上的部落和部落联盟是基于血缘而结合起来的群体，尚谈不上是较为固定的政治实体。
（一）部落主义
部落是历史上利比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16世纪奥斯曼帝国征服利比亚后，一直利用部落维持间接统治，直至1951年利比亚独立之时，部落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实际上脱离中央权力的干预发挥着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利比亚独立后，在伊德里斯王朝松散的联邦制下，部落主义是其政治权力结构运行合法性的主要支撑之一，大部分地区的部落脱离中央权力不断输出其影响力。即便是在伊德里斯王朝后期，当政者在抛弃联邦制、废除省级议会和司法体系以及推进中央集权的改革中，依然依靠东部大部落维持统治，用石油收入加强支持君主制的部落和部落联盟。“石油经济”进一步刺激了利比亚“部落主义”的盛行，部落成员对于自身部落归属的主观意识不断强化，“部落主义”表现为地方民族主义，一切事务以本部落的利益为优先考量。
（二）去部落化
1969年，卡扎菲发动政变上台后，认识到“部落主义”对于政治整合的不利影响，积极推进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构建，试图重构利比亚的政治体系，限制部落的政治参与行为，即以阿拉伯民族主义取代“部落主义”，以基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忠诚取代部落忠诚，由此推动了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去部落化”变革，本质上是以国家民族主义取代地方民族主义寻求统治权力最大化。
卡扎菲执政初期的“去部落化”是指利用各级人民大会、各级革命委员会以及公社等组织，尽力打破旧有的部落界限和权力垄断，目的是削弱部落首领的权力，将权力归结于这些组织以利于统一领导。在具有部落传统的地区，即便国家有能力建立对所有族群的统治，但仍然受到高度动员的地区性部落势力的冲击。在此背景下，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中开展了“去部落化”政治实践。“去部落化”意味着统治者进行整合族群力量，限制部落对国家公权力的影响，创设国家认同，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不仅利比亚，土耳其、伊朗以及黎巴嫩等国均在20世纪推进了国家主导下的“去部落化”实践。
卡扎菲执政初期的“去部落化”，即通过新的权力机关试图将部落权力转移至国家层面，然而更多的是国家发展过程中改变了部落的生活方式，部落忠诚的纽带未发生理想层面的转变。
（三）再部落化
与执政初期保留部落的文化价值但削弱其政治权力以抵消其对政权的危害不同，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制裁和国内矛盾加剧背景下，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固性，卡扎菲重新审视部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正式赋予了部落在利比亚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标志着“部落等级制”的回归，即政治发展视角下“再部落化”的开始。正是由于利比亚强大的部落势力，迫使卡扎菲在其统治利比亚近30年后不得不改弦易辙，转而重新回归传统，更加仰赖利比亚的三大部落势力来维系其统治，直到2011年政权垮台。
“再部落化”实质上是“部落主义”概念的延伸使用，是与“去部落化”相对而言的，“去部落化”概念的理论假设前提是部落身份和部落认同是国家凝聚力和进步的障碍。“去部落化”倡导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剔除部落主义的政治性制度化安排以巩固统治和中央集权。“再部落化”概念则假定部落的身份和认同可以重新成为国家凝聚力和进步的工具，并将部落主义引入国家政治系统以巩固统治和中央集权的一种正式的政治性制度化安排。对“再部落化”的学术探讨散见于国内外学者分析“部落主义”与国家政治发展相关主题的研究中，核心要义是“部落”与国家的关系。此外，“再部落化”也出现在文化学等领域，如“再部落化”概念首提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认为，人类的文化进程表现为“部落化—非部落化—再部落化”。本文使用的“再部落化”是分析利比亚战争以来部落发挥政治作用的结构化框架。相似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剑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乔治·杰夫分析利比亚政治安全的研究中，他主要围绕卡扎菲于1993年正式将部落重新纳入政治轨道而展开讨论。
“再部落化”是指在具有部落传统的国家的政治发展中，部落主义作为一种正式性政治化安排重新成为制度工具，并发挥政治作用。肯尼亚政治学家阿里·马兹鲁伊（Ali AMazrui）认为，完全部落化的社区是非政治性的，而“再部落化”意味着部落具有政治意识，进入政治领域，发挥政治作用。伊拉克政治社会学家法莱·贾巴尔（Faleh A.Jabar）对“再部落化”进行了细分，认为“再部落化”是指部落的“重建”，具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可谓精英部落主义，即部落血统和象征文化融入国家以增强脆弱精英力量的过程。第二种模式为社会部落主义，即由于战争和制裁的影响，国家权力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太孱弱而无法发挥作用，当政者不得不将司法、税收和安全等职能移交给其认为有效能的当地部落或亲属网络，重建后的部落团体则充当着政权运行职能之角色。由此，利比亚战争以来的“再部落化”当属社会部落主义模式。相对于独立后的伊德里斯王朝在松散的联邦制下依靠部落作为统治的主要制度性工具而言，利比亚在卡扎菲执政初期在政治统治权力架构中进行了对部落的“祛魅”，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又再一次将部落主义引入国家政治权力工具的场域内。因此，在利比亚，“再部落化”代表的是利比亚利用部落制度进行国家建构和中央集权的选择，在此过程中，部落得以有机会作为政治组织参与政治活动表现出政治行为。
从卡扎菲执政后期部落重新正式登上利比亚政治舞台至今，利比亚的“再部落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表现出不同的特征。1993年至2011年属于赋予型“再部落化”。1993 年，执政当局在政治体系框架下设立一个新的机构——社会大众委员会，给予部落在政治舞台上一个正式角色。此后，卡扎菲使用“权力分享”机制，正式承认并与部落合作，以培养对其政权的忠诚。虽然部落被赋予政治角色，实际上也是利比亚政治组织的核心力量，但政府领导人仍然否认部落在政府权力中发挥作用。部落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始终带有以往非正式政治安排的遗留。2011年至2020年，利比亚的部落政治属于分散型“再部落化”。2011年，在阿拉伯剧变浪潮中，利比亚政治体系荡然无存，呈现“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迅速被部落、民兵等占据。2011年2月推翻卡扎菲的社会运动代表着利比亚政治发展中“再部落化”的新阶段，同时预示着利比亚部落政治将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图景。在此期间，国家政权已经在社会中失去了效力，在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持续冲突的影响下，部落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进程，由此开始的“再部落化”现象具有部落政治极化的特征。基于文化、忠诚和利益的边界，各大部落领袖对现状不满，并具有相同的政治愿望幻觉。2020年至今，利比亚政治属于整合型“再部落化”。2020年2月，西部泰尔胡奈（Tarhuna）部落领袖萨利赫·范迪（Saleh Al-Fandi）邀请3 000名部落代表，参加在泰尔胡奈镇举行的会议，成立了作为利比亚部落唯一代表的非政府政治实体——最高部落委员会（STC），整合了利比亚的部落力量，同时支持利比亚国民军（LNA）作为利比亚唯一合法的军事机构，成为该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之一。
利比亚战争以来的“再部落化”与卡扎菲时期的“再部落化”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首先，驱动方向不同。卡扎菲时期的“再部落化”是国家政治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实践，利比亚冲突以来出现的“再部落化”现象则是在没有国家权力有效约束下部落寻求利益最大化过程中“自下而上”的主动行为。其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以部落有将部落主义浸润于国家建构和政治发展之中的政治意识，并不断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定来分野。“自上而下”的“再部落化”是卡扎菲执政初期重新将部落血统和象征文化融入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以增强统治力量的过程，即精英部落主义模式。“自下而上”的“再部落化”是利比亚战争以来，国家权力消失，仅有的名义政府太弱而无法发挥作用，部落团体充当着国家的延伸，试图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过程，即社会部落主义模式。其次，根本目标不同。与20世纪90年代的“再部落化”相比，利比亚战争爆发至今，部落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已经从巩固卡扎菲“魅力型”统治下的政权稳定转变为部落试图在国家重建过程中发挥超越自身属性更大、更独立和更独特的作用。
独立后的利比亚王国长期是由家族、部落与利益集团进行温和专制管理的寡头政治。部落是利比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存在。20世纪90年代，卡扎菲面对内忧外患将部落重新纳入政治系统中，成功地利用部落实现了权力巩固和中央集权。2011年阿拉伯剧变以来，利比亚陷入政局混乱，部落在缺乏中央权力的约束下更加激发了政治意识，积极发挥政治影响力，再行部落政治具备了条件。
（一）部落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
利比亚“再部落化”问题出现与利比亚部落先于国家存在的历史有关联性。利比亚基于西部、东部和南部的沙漠阻隔，该国历史上从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地方和部落势力强大，其社会结构具有部落化的特征。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期间，部落是利比亚区域的主要自治单元。1969年，卡扎菲上台后意识到部落主义与中央集权之间的张力，在政治体系中限制部落主义作为正式的政治参与主体，在地方治理上由中央派任官员进行。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际制裁和国内矛盾加剧的现实困境，为了维护统治的合法性和稳固性，卡扎菲重新审视部落在以往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正式赋予了部落在利比亚政治体系中的合法性地位一直持续到2011年阿拉伯剧变。阿拉伯剧变发生后，利比亚的“再部落化”开始进入新阶段，其背后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显性体现。“再部落化”的实践者将实现部族利益的优先序列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将部族主义政治营造为利比亚国家重建和政治发展的不可剔除的制度性工具。
（二）部落参政的制度基础
与卡扎菲时期部落仅拥有政治角色不同，2011年的利比亚《宪法宣言》第六条规定，利比亚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享有平等的机会，不因部落身份等因素而受到歧视。2011年，利比亚乱局后成立的“全国过渡委员会”（NTC）是该国最高权力机构。它作为主要由部落势力组成的非选举成立的合法机构，在立法过程中强调了考虑部落和地区因素，但禁止成立基于宗教、部落或种族的政党。2012年7月，全国过渡委员会将权力交于选举产生的利比亚大国民议会（GNC）。2012年12月，利比亚通过的《政治隔离法》规定，禁止原先忠于或亲卡扎菲的人员获得较高的政治职位。由此，在全国过渡委员会200名成员中，有40人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直接导致被卡扎菲倚重部落的精英人士的政治权力被严格限制。2014年6月，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第二次议会选举，成功取代了大国民议会而成为利比亚政治过渡期间的权力掌握者。其后，议会在东部城市图卜鲁格召开首次会议，选举阿吉莱·萨利赫·伊萨（Aguila Saleh Issa）为新议长，至今在任。但部分大国民议会成员拒绝停止运作，同时在的黎波里宣布重启运行。利比亚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主要政治实体。2015年12月，在联合国的主导下，利比亚各派在摩洛哥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位于的黎波里的大国民议会更名为国家最高委员会，成为利比亚带有立法色彩的最高咨询和协商机构。然而，民族团结政府至今未得到国际公认的东部利比亚国民大会的承认。2022年3月，利比亚大选延期无果后，在东部国民代表大会的支持下，东部选举成立了新的政府，与的黎波里政府展开对抗持续至今。
（三）嵌入政治秩序构建进程的部落政治行为
鉴于战争期间基于家庭、部落或地方利益的动员模式，利比亚政治发展过程中，部落和部落联盟已经嵌入利比亚的政治秩序构建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012年和2014年的权力转换中，部落支持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尽管理论上部落变量和国家变量是有区别的，但很难说部落变量没有影响利比亚的选举。2012年和2014年的选举法根据人口密度和地理—部落变量对利比亚进行了划分，因此，部落变量影响了2012年和2014年的选举结果。简而言之，利比亚的权力转移一方面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倾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国的部落社会现实。此外，在简单多数原则的选举制度下，没有政治派别背景的个人选择依赖于部落的支持，这进一步推动了部落政治的发展。2021年利比亚大选前，利比亚众议院（HoR）议员穆罕默德·阿巴尼（Mohammed al-Abani）指出，部落仍将是支持任何属于该部落选举候选人的主要部分，因为它是该国社会制度的支柱。
（四）少数部落的政治呼吁
在卡扎菲统治时期不被认可和被边缘化的少数部落群体也发出了寻求政治影响力的呼吁。作为利比亚的少数民族部落，至少1.7万图阿雷格人（Tuareg）家庭没有身份证。自2011年以来，他们向相关部门提交证明其身份和利比亚血统的材料，以期获得利比亚国籍，从而保护部落权益并参与国家政治重建。该部落最高委员会主席认为，因其他势力担心图阿雷格部落具有潜在的强大政治代表性而成为受攻击目标，导致赋予其国民身份的问题久而不解。对于图阿雷格部落等少数部落来说，其历史与所属的文化不会使之对国家认同产生冷漠甚至敌意之感。2021年6月，利比亚部落和城市最高委员会呼吁，临时政府应将该国的少数民族部落纳入未来的选举进程。
利比亚战争以来，部落在缺乏成熟政治经验的背景下，以“抢占先机”的姿态迅速占据了国家内部权力真空。其后伴随着政治过渡进程，部落的政治意识愈发强烈，参与途径更加现代化，在各个环节和有机可乘的场域将自身打造成为利比亚国家重建无法绕开的“合法性”力量，积极主动参与政治竞争，极少数部落也不例外。
在地方治理层面，部落发挥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吸引到民众对部落政治的依赖；反过来，部落进一步借由民众的依赖性增强地区主导影响力。在国家层面，部落以地方控制力为基础寻求建立“准主权国家”，取得自治。在对外层面，部落在对外交往中获得了重要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
（一）社会安全公共产品需求走向地方化和部落化
从社会治理角度看，利比亚政治过渡中的“再部落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民众在寻获社会公共物品供应时，愈发依靠以部落为主体的社会团体的供给，以及部分冲突的解决依赖由部落等组成的具有“合法性”政治权力网络关系的调解，国家的幻影与部落的实践以民众为载体充满张力。在现代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当部落不自治、也不直接控制其政治事务时，这些部落的政治作用微乎其微，它们只获得一种身份和特定文化的归属，也可能进行互助。然而，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在缺乏有效统一的中央政府的管控和约束下，地方权力真空被部落、民兵、非政府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等迅速占据，形成了以部落为主要且广泛参与者的地方治理结构，为社会承担国家缺失的社会治理职能。
一方面，民众对生存和安全的需求趋于主动寻求部落等次国家行为体的帮助。一般而言，政府是国家内部公共物品不可替代的提供者，并且政府只有在强制性情形下才能为民众提供共同收益和谋取福利。而利比亚则表现出部落及其联盟非强制性地迎合民众主动需求公共服务的取向。在利比亚各地，部落、民兵等当地团体已经接管了国家在当地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这不仅扩大和巩固了它们的影响力，而且还有助于其在政治上得到认可并进一步强化合法性。根据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发布的调查数据，虽然大多数利比亚人更倾向于由国家来提供安全和司法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某些地区是多数人）将部落视为有效的安全提供者。利比亚民众在价值理念上更认可国家的角色，然而在实践中则选择了与自身“距离”最近的部落网络作为生存与发展机会的提供者。
另一方面，部落在社会治理中的可操作性领域从关注伸张正义等基本社会规范问题扩展到促成冲突方之间和解的国家安全等方面。利比亚战争之前，部落虽然在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获得了合法性角色，但大多聚焦处理家庭、财产、个人矛盾等社会问题，鲜有在解决地区政治冲突调解方面代替发挥作用。然而，利比亚战争之后，部落在国家治理上的角色则发生了变化，在调解国内冲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2018年，在国际社会对利比亚国内冲突缓解无所作为和缺乏国家权力有效抑制冲突的背景下，利比亚委员会达成了74项调解协议中的68项，并在57起敌对民兵事件中的38起中顺利实现了囚犯交换。卡扎菲倒台以来，大多数部落和冲突地区之间的和解都是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的产物。部分部落甚至建议部落承担安全责任，并取代政府提供安全保障。在某种程度上，部落在利比亚冲突以来的政治秩序重建中弥合了事实上无效政府社会治理的空间，代替了部分国家公权力，并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
（二）部落机会主义与国家分离主义合谋
现代意义上的分离主义是指处于一国内部或者跨越国境的某一地区，在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排他性社会需求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和行为。其中，要求脱离母国而组建单独政体的独立意识是其核心内容，拒绝与母国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政治性合并的排他性需求是其主要表现。部落在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离心倾向和企图建立“准主权国家”政治单元是“再部落化”的重要表现。利比亚战争以来，“再部落化”的最初表现之一就是2012年3月单方面宣布昔兰尼加自治。2012年3月，由东部地区主要部落首领组成的昔兰尼加人民会议在班加西召开，宣布“昔兰尼加”（拜尔盖地区的旧称）实行联邦自治。4月，昔兰尼加人民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宣布了昔兰尼加的机构设置，拒绝全国过渡委员会颁布的选举法，并根据1951年宪法组建了制宪议会。时任利比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卜杜勒·凯卜（Abdurrahim Abdulhafiz El-Keib）和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Mustafa Abdul Jalil）均表示，昔兰尼加的举动将导致国家分裂。2015年3月，代表东部沿海地区昔兰尼加的部落委员会提出，如果国际社会和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居民承认利比亚国民大会，而非从的黎波里迁至东部城市托布鲁克的众议院，它将有义务宣布该地区独立。2020年7月，利比亚部落首领和长老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塞努什·哈利克（Senoussi Hileg）表示，利比亚各部落均主张俄罗斯能够在调解冲突事宜上发挥更大作用，并期待能尽快组建政府，各部族忠于利比亚国民军，未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谈判。
在利比亚南部，混乱的局势也刺激小部落不断谋求建立“准主权国家”。2012年3月，利比亚南部的图布部落和塞卜哈市的阿布·赛义夫（Abu Seif）部落发生武装冲突，鉴于临时政府未能有效干预并制止冲突，部落领导人表示拟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保护其部落民。时至今日，利比亚已经事实上分裂为两大政治权力中心，的黎波里政府和托布鲁克政府均受到不同部落的支持并形成对抗，然而部落也未放弃谋求自治和独立的希望。2022年5月，昔兰尼加地区政治和社会领袖在受到利比亚众议院议长阿奇拉·萨利赫（Aqila Saleh）接见时，提出重启1951年宪法的要求，并强调中央政府落实联邦制政治制度。2022年10月，昔兰尼加地区的部落和政治精英再次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在昔兰尼加和费赞地区建立联邦自治政府。利比亚战后十余年来，在国家陷入混乱、中央政府实力孱弱的情形下，该国部落争取脱离国家取得独立的政治意识丝毫未减，不断尝试以武装斗争和暴力袭击等形式，排斥在联合国主导下与国内其他区域的政治性合并，表现出分裂国家谋求自治的目的。
（三）部落尝试以独立的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开展对外交往
2011年阿拉伯剧变发生后，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传统，在主权国家名义之下，部落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跃升出现在对外交往的场域中，与其他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独立行为的互动，获得了重要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部落是利比亚冲突至今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实体。
一方面，利比亚部落越过国际社会公认的民族团结政府，与突尼斯和埃及等国家进行互动往来。2019年，利比亚最高部落委员会代表团访问了突尼斯，与突尼斯总统赛义德举行会谈，以解决利比亚危机。根据突尼斯总统府发表的声明，突尼斯将基于利比亚最高部落委员会的“授权”而展开行动。2020年，在利比亚最高部落委员会的带领下，来自利比亚全国各地超过50名部落长老和政要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举行了会谈。诸多部落领导人呼吁埃及干预利比亚国内局势，促使两国之间制定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方案，推动启动《阿拉伯联盟国家间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以保护利比亚的主权。
另一方面，利比亚部落谋求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进行直接对话，就国内问题进行谈判。2011年，安理会应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的请求通过决议，授权建立了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以下简称“联利支助团”），代表国际社会支持利比亚主导的过渡和重建进程，初步任务期为3个月。其后，鉴于利比亚冲突不断，联利支助团的任务期一直延续至今。在十多年时间里，联利支助团在促进利比亚各方力量和解与结束冲突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此过程中，利比亚的部分部落将自身定位于与国际公认的的黎波里政府平行的政治力量，试图突破国家的束缚，寻求以独立的姿态与联利支助团进行直接对话。2016年，位于利比亚东部的部落领导人就曾要求联利支助团直接与其进行沟通，以解决处于部落控制范围内的石油生产和出口问题。利比亚的部分部落团体作为国内政治力量之一，已经成为利比亚政治发展中的重要行为体，尝试以代表“利比亚人民”的名义与突尼斯、埃及等国家及联合国之间进行互动，使得利比亚国内形势更加复杂。
政治秩序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良好政治状态，旨在政治实践中维持治理秩序的稳定与内外安全、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协调、政治运行的规范等政治要素的有序组合。政治过渡中的“再部落化”现象对利比亚政治秩序重建带来了深远影响，虽然部落在国家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对维护地方社会秩序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纵观集权政治坍塌后的国内乱局，部落也是利比亚出现政治安全形势恶化且复杂、部落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加剧和政治体系运行裂变出平行政府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加剧了国内政治安全形势的复杂性
政治安全包括国家政治体制的安全和社会安全等内容，它是实现良好政治秩序的首要条件。利比亚国内冲突自2011年持续至今，是中东地区现存安全形势最为复杂和长久的冲突之一。其中，自古存在的部落体制是利比亚战后政治安全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政治与安全方面，部落对现有政治体系挑战不断。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和2021年3月宣布成立的东部政府均缺乏维护良好政治秩序的能力，难以阻止和防范不法分子对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利比亚的驻地的破坏。例如，2014年1月，非阿拉伯图布部落和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之间的战斗造成至少88人死亡，130多人受伤，卡扎菲的支持者趁乱对赛哈卜市的空军基地发动了多次袭击。2017年6月，隶属于阿瓦基尔部落的一个武装团体袭击了班加西监狱。此外，利比亚境内也发生了数起针对外交使团的袭击事件，如2012年9月不明武装分子袭击了美国驻利比亚领事馆，共造成包括大使在内的4名工作人员死亡。随着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已经将外交使团从利比亚撤出。
在经济方面，利比亚经济结构单一，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而形成单一的国有经济，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出口，是名副其实的“食利国家”，石油设施的安全则是经济安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由于费赞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和民众生活水平严重下降，利比亚南部部落多次威胁当地政府，声称以破坏国家石油安全设施和关闭油田方式向当局施压，以期改善民众基本的生存和安全状况、结束费赞地区发展被边缘化的态势。2020年1月，来自利比亚的南部部落发起 “费赞愤怒运动”（Fezzan Rage Movement），关闭了该国境内大油田——沙拉拉油田（al-Sharara）和非欧油田（al-Feel），严重影响了国内石油产出。
在社会发展方面，利比亚冲突以来大量武器流散于民间社会，主要集中在部落或宗教民兵手中，并且与外国政府或情报机构有密切联系，情况异常复杂。部落冲突造成人员伤亡和生存环境恶化，加深了民众的恐慌程度。例如，图阿雷格人与图布人因争夺石油和水资源，以及控制利润丰厚的武器、毒品和移民走私贸易渠道而爆发的冲突不断。自2014 年 9 月开始，两个部落民兵之间的冲突共导致1.85万人流离失所。2015年11月，在卡塔尔斡旋下，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零星的部落冲突由于缺乏国家权力的约束亦时有发生。2021年6月，班加西不同部落的两个家庭之间爆发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外，尽管没有经验性证据表明部落社会和宗教极端主义之间有直接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极端思潮不存在于部落之中。
（二）部落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张力加大
利比亚社会是部落社会。自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后，随着政治意义上“再部落化”进程加剧，利比亚基于亲属关系的社会利益结构加速内聚和变动，进一步蚕食了国家政治重建所需要的统一性社会基础。殖民时期的各种外部因素和石油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社会的原有基础，并瓦解了部落和村庄的社会结构。卡扎菲执政初期，政府将部落置于现代化进程的对立面，积极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通过废除部落制度来重建利比亚的社会结构，促使部落利益融入公共利益。然而，卡扎菲执政后期又开始倚重部落来巩固权力，并从政治层面再次塑造了利比亚人的部落身份。虽然部落的功能和角色在卡扎菲的政治实践中历经波折，但在国家层面其社会结构仍保持了相对稳定。
利比亚冲突以来，部落在利比亚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在政治权力领域，部落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多的政治作用，部落规范在社会领域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国家权力的稀缺。在政治生活中，部落比政党更有优势。在2012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3/5的席位留给那些没有党派关系的独立人士。在经济领域，部落的资源和机会配置发生改变。一方面，支撑国家经济命脉的石油为部落私有，获取了经济利益的分配权，这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正常经济活动。另一方面，部落与民兵、部分政府人员勾结从事大量走私等非法贸易，挤压了本已破败不堪的国家正常经济活动。虽然走私和人口贩运在卡扎菲时期就已存在，但冲突后由于政府对国家领土的控制能力有限，导致此类事件激增，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在正规系统之外非法筹集资金的犯罪活动增多，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健康运行构成挑战。利比亚冲突以来，在由部落作为基本单元组成的社会中，其先赋性地位已经脱离了原有的发展方向，一些部落没有与政府及其他社会群体进行有序化互动，反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分别扮演了“权力集合体”和“利益分配者”的角色，部落群体的利益指向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张力加剧。
（三）政治体系运行失序与权力裂变
政治体系运行的规范化包括政治权力运行、政治过程、政治冲突的解决等都有法律和制度可遵循。然而，利比亚战争以来，其政治体系运行的规范化已经消失，“再部落化”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利比亚外部干预和内部矛盾共同造就了现今国家分裂以及出现相互敌对的平行政府的局面。其中，部落因素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部落的极度分散和多样化与利比亚碎片化的政治发展图景契合。从部落的相互联合到与民兵组织的多方位联盟，部落根据自身不断变化的利益和冲突情势在政治冲突平衡上的立场也在适时变动。阿拉伯剧变后，利比亚原有政治系统崩溃，之后并未像以往在经历短时间的冲突后重建或经调试形成新的政治秩序，而是陷入了政治体系运行失序之中，利比亚出现了多个权力中心。
2014年，利比亚事实上分裂为东、西两个主要权力中心，西部的民族团结政府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并持续至今，东部的利比亚国民代表大会则与利比亚国民军结盟，二者形成割据对峙之势。2022年3月，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东部政府。无论是东部政府，还是西部政府，都得到部落势力的支持，并得到议会机构的认可与国际社会不同成员的承认。至此，利比亚的冲突已经转变为东西政府及其附属团体之间的对抗，各自支持的民兵小规模冲突不断。倘若从合法性衡量，双方均具有一定合法性，但又都缺乏完整意义的合法性，这也成为二者对抗体现出“势均力敌”局面的根本原因。
利比亚东部政府成立并与西部的黎波里政府对抗至今，某种程度上是部落发挥政治作用寻求自治、企图建立“准国家”愿望的初始阶段使然。2014年，国民议会拒绝在任期结束后解散，哈夫塔尔对的黎波里政府发起了名为“尊严行动”的军事行动，诸多部落纷纷加入行动中。其中，东部最大的部落之一——阿瓦基尔部落最初就是哈夫塔尔领导的利比亚国民军中新兵的主体，并建立了自己的旅，由本部落成员担任领导者。2019年1月，利比亚东部武装力量再次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发动军事行动，与的黎波里政府展开首都争夺战，这是近年来利比亚爆发的最大规模武装冲突。直到2020年1月，双方才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停火。
总体而言，部落力量构成了支撑东部权力中心军事组织的重要部分，对任何一方的支持绝非来自忠诚，而是取决于能否得到回报。在此背景下，无论是核心部落，还是边缘部落，都迎合着东、西平行政府对代表利比亚“合法性”的呼声，由此强化政治分裂与对抗。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再部落化”现象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已经发展出更丰富的地域和时代内涵，部落愈发内聚为强大的非政府政治实体，在参与政治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下而上”姿态，从而得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一时期出现的重新回归 “部落等级制”和部落政治现象，也因2011年以来国家公权力的颓败而体现出部落政治极化的特征。在2011年以来利比亚的“再部落化”过程中，虽然部落在社会基层治理层面有一定正向意义，但是从国家发展的整体上看，过度活跃的部落政治是利比亚冲突和政治过渡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利比亚战后国内冲突频仍的现实表明，重塑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共识还没有在利比亚社会中扎根，社会仍然由部落和部落联盟所主导。当利比亚各部落的政治立场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形成平行政府框架时，部落和民兵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已经攫取到相当部分的国家权力，继而相互之间就国家权力如何分配逐步扩大分野。利比亚各部落的政治立场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部落冲突也成为利比亚政治重建最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利比亚的部落社会传统以及弱政府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民主机制在利比亚的生成具有长期性，任何外部拔苗助长式的国际干预只会适得其反。
阿拉伯变局以来，部落逐渐整合成为利比亚政治过渡中越来越内聚的非政府实体，部落主义已经浸润到利比亚民族国家重建的诸多关键政治环节。然而，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利比亚部落主义的群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充满了张力，“再部落化”实践背景下的部落主义越来越具有反对既有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张力并不意味着利比亚必须漠视部落主义，而强行推进西方式民主。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的十多年里，基于储量惊人的石油资源催化背景，部落势力持续争夺国家权力，与民兵等非国家行为体试图代表国家行事，其更倾向于通过排他性的权力分享协议来延续混乱局面，而非具有积极意义的国家建设。战后利比亚国家建构需要避免部落过度参与政治问题，利比亚需要一个更具代表性、更有能力的政府和一整套合作型族群关系体系。对于包括利比亚在内的动荡国家而言，迫切需要提升中央政府治理能力和增强政令传达有效性。在中东地区具有部落传统并且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政治发展中必须首要考虑的因素，过于活跃的部落政治会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方面构成挑战，与国家主体形成博弈，长远来看，也无益于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维持。